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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事诗,或苦难中的温情——马金莲小说散论  

2013-09-26 07:23:45|  分类: 书香一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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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事诗,或苦难中的温情——马金莲小说散论

 

在“西海固文学圈”的80后女作家之中,“西吉的马金莲”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多年来,这位当过农民、教师和小公务员的回族女子,沿着前辈的足迹艰难前行。她以这片广袤而贫瘠的土地为文学据点,诚挚地讲述那些挥之不去的疼痛回忆,并将其内在的生命光辉呈示在世人面前。她的小说始终以细腻的笔触,持久而耐心地关照着西海固的人情地理,热情描绘那些生长于斯的女人、老者和儿童。她不断叙写着乡村,聚焦家长里短的俗世生活,同时又试图呵护一种独特的精神图景,让人在明媚的伤感,苦涩与希冀中去体味生活的磨难与坚韧,铭刻成长的记忆与隐痛。

细读马金莲的小说便可发现,她显然不是那种多愁善感,酷爱抒情的作家,她往往在质朴和坦诚之中,将那些令人动容的事件写得不动声色,但这又绝难称得上阴郁或冷峻。她的写作不似张承志式的雄奇壮烈,而更多呈现出石舒清式的隐秘绵长,这使得她的小说在俗世的尘埃中沾染了过多的“烟火气”,却又极力地保持着某种神圣的情怀。她的叙述富有力度,但并不酷烈,一切都自然发生,平静淡然却耐人寻味。

纵观马金莲的小说,我们可明显感觉其作品所具有的散文化的样貌,她的语言冲淡、疏朗,不事雕琢,不华丽,不煽情,更不做作。比如《暗伤》,其实更像一篇回忆父亲的散文,叙事裹挟在记忆之中,虽没有任何戏剧性的情节展开,但依然令人感动。小说之中,儿子深情回忆与父亲的点滴过往,忆及特殊年代的历史与物质匮乏的童年,以及他与父亲彼此郁结的“暗伤”。几十年来,父子两人“简直像仇人一样地过了一辈子”,好在临终的时候,他们终于深情相拥,彼此的“暗伤”也宣告释然。这样的“和解”虽然来得迟了些,但终究令人感到温暖。

马金莲的小说里没有历史,只有单纯的伦理,或者抽象的“穷”和“富”。比如《富汉》中王牛子的爸爸是吃公家饭的“锉男人”,“他们家拥有全庄最新的大砖房,最气派的大门,据说他们家里的摆设简直与镇上的干部家里不相上下”,而这与玲子家是根本不同的。小说不动声色地叙说着一种贫富差距,尤其是心灵上的落差,而思考更多的则是不同境遇下的身份认同与归属问题。再比如以传奇笔法书写女性悲惨命运的《方四娘》,在此,穷人家的女孩方四娘被富汉人家看上,遂嫁到大户人家当少奶奶,然而这究竟是福是祸?令人难以预料。或许这一切就像故事开头那段关于累极的人喝凉水的事件所隐喻的,在凉水之中加入浮土,这原本是出于一片好心,却注定要被人误解。这也似乎正是女性,尤其是嫁入大户人家的穷苦女子的命运写照。

当然,作为一位长期扎根乡村的年轻作家,马金莲在一些沉重的题材之余,也会以儿童的口吻记述那些饶有意味的小情感和小记忆,于乡村的情趣,抑或无尽的艰辛中撷取一段平凡而生动的生活插曲。《远处的马戏》通过一对小姐妹对马戏的吸引,以这种小情绪的表露,彰显出孩子们所不能理解的生活拮据;而《细瓷》中的二爷为争家产,以细瓷为饵挑起事端,这样的“阴谋”亦在儿童的眼中,实在有些难以捉摸;《夏日的细节与秘密》叙述碎哥和碎女两兄妹,在那个漫长的炎夏无忧无虑地玩耍,他们在树林子里“开飞机”,去牛旦家新媳妇房里看花墙,进而也“窥探”着隐秘的夏日细节和秘密。透过懵懂的少年之眼,小说让我们得以洞见那个夏天的真相,那里不仅有青春期的萌动与挫折,还有生命的苦痛和女性的困厄。

 

马金莲的小说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无疑在于她所书写的过去年月的艰辛故事。她一次次地怀念和反溯那些“贫寒而又温暖的日子”,为此而记述一段追忆,一则轶事,以及长辈们娓娓道来的艰辛往事,这些都是苦难兮兮而不乏温情,苍凉悲怆但却有滋有味的回忆。因而于她而言,写作恰是一次对过往岁月的回望。比如《糜子》一文,便别开生面地呈现了农村生活的点滴趣味和劳作中值得珍视的情感记忆。而小说的写作,也正是“为了怀念曾经贫寒而又温暖的日子”。《糜子》之中,与生存有关的所有努力,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而化为泡影。尽管一切都已化为乌有,但生命却并不因为这次灭顶之灾而暗淡无光。相反,她用一种沉重中的轻逸,表达了自己对生命积极意义的执着探索。

在此类追忆艰辛岁月题材的作品中,最为经典的无疑当属《山歌儿》。这篇小说不断咀嚼和思索着母亲的过往记忆,深情怀念那“贫寒而又温暖的日子”。作为大户人家的女子,因下嫁而开启的一贫如洗的生活不禁令人感到震惊。小说一次次描摹婆家的贫穷,以显现出过往的艰辛:比如父亲结婚所用的衣服、帽子、红绸被子以及母亲头上的黑包头都是借别人的;再比如婚后第二天,母亲打算给家里人做饭时,却发现储存粮食的地方空空如也;而为了生存,奶奶不得不去乞讨……,家庭的贫困触目惊心,但奶奶温暖的目光与家里人相依为命的深沉情感,使得原本打算离婚的母亲留了下来,并且把这个家操持得井井有条,从而成功地熬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当然,小说所及并非忆苦思甜的廉价回忆,而毋宁将其理解为一部饱含热泪与温情的女性史诗。从母亲最初的戒备、愤懑,不甘心,到后来的参与、融入,挑起家庭大梁,小说不仅“窥见了那个已经远去的年代里山里女子的生活状态”,也带给人一种“久违了的质朴,率真,善良和贤惠”。因为在作者看来,人应该在物质诱惑面前克制自己的欲望,用勤劳的双手去创造生活,去理解人格与尊严的重要。

除《山歌儿》以外,《父亲的雪》、《柳叶哨》等作品也对特定年代的艰辛,尤其是关于饥饿的情感记忆有着惊人的描绘。由于地域的原因,贫穷与饥馑,仍然是困扰西部农村的社会性问题。马金莲不仅没有回避这些现象,而且把它格外真切地揭示了出来。在《父亲的雪》中,因开春时节正闹粮荒,春耕播种时人们不得不偷吃种粮,哪怕是被生产队长和上了尿液,人们也禁不住粮食的诱惑。在这样的时节,“我”和哥哥寄居二娘家,一共七个孩子总是抢饭吃,甚至“互相看着对方,恨不得把吃饭的家当也吞咽下去”;而哥哥“总是无声地舔碗,把他自己的碗舔了一遍又一遍,舔过三遍,才放下碗出去”。

在此,不可忽略的还有《赛麦的院子》,这是马金莲献给逝去的弟弟的一篇小说,但它同样讲述的是过往岁月的苦命与悲情。小说之中,“我”的母亲一连生了5个女儿,没有一个儿子,她内心的柔软无助可以想见。然而事情的悲剧性在于,当她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儿子的时候,却不幸得了重病,为了治病,不仅用光了家里的钱,还留下了一大堆债务。然而弟弟还是不幸去世了,这无疑令一家人几近崩溃。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在叙述这个悲剧性故事的时候,作者采取了儿童的视角,从而巧妙地将这个事件处理成儿童的眼光看来还很懵懂的对象,以此消解事件的悲剧性意味。而且结尾之处,整个故事也随着当了半辈子游狗的父亲的回心转意而平添了些许温情的意味。这也符合马金莲一贯的风格,毕竟,渲染生活的苦难并非其小说的要旨,寻找艰辛中的温暖才是她的目标所在。就像她所说的,“日子的味道,活着的味道,也是美好的幸福的味道。那些温暖了我心灵的阳光,是如此让人怀念。”

 

马金莲的小说大多寄寓着分明的爱憎,她笔下的女性都具有勤劳、朴实的个性,而男性则猥琐不堪,一无是处。比如《风痕》里的三爷便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典型,这在马金莲笔下并不少见,相较而言,他的老婆哑奶则始终在困难之中乐观以对,正像小说所揭示的,“哑奶不会像好多女人那样,抱怨自家没本事不争气的男人,抱怨日子,抱怨命苦。哑奶乐呵呵地上山、下地、担水、喂牛,穷日子过得乐呵呵的。”而在此之中,她的美德也似乎正体现在长期以来的逆来顺受之上。马金莲就是这样,在过往岁月的艰辛中,突显西海固的边地人民,尤其是那些伟大女性的坚韧与隐忍。

《坚硬的月光》写“一辈子遭到了无数的轻贱”的奶奶,饱含深情地追忆长辈的过往岁月,那些陈年旧事不断地被讲述:奶奶当年如何出嫁,如何度过三年自然灾害,怎样去公社食堂打汤水饭奶奶和爷爷几十年苦涩辛酸的婚姻往事。然而在“那些苦难而又温暖的岁月”,爷爷始终为自己未能娶上一个“攒劲的女人”而感到窝囊憋屈。这个始终活在疯狂与虚幻当中的男人,用他半辈子的光阴不断伤害着奶奶,直到晚年甚至提出了离婚的荒唐要求。故事的最后令人稍感意外的是,这个“心如石头般冰冷的男人”,居然也会显露出些许的温情,在那最为决绝冷酷的时刻,给人一丝温暖。然而,这种“苦难之中的温暖”,算是对忍辱负重、不离不弃的奶奶的奖赏吗?生活给出的如此残酷的答案实在令人深思。

从某种程度上看,马金莲的小说就是一部女性屈辱的史诗,镌刻在此的满是她们的隐忍和伤悲。《碎媳妇》所呈现的女性命运不禁令人扼腕,小说完整展示了新媳妇雪花从成亲到作为小媳妇承受屈辱的全部过程,并在她嫂子的心机之中逐渐明了生活中暗藏的玄机。当然,对于雪花来说,身为女人的最大悲剧在于,生了个女孩子,而遭受无人问津的命运。这不得不让人想到女性的当下命运,也即小说结尾所谈到的,那随风飘扬的雪花便是女性生命的写照:

 

雪花飘落的情景,多么像女儿出嫁,随着媒人的牵引,她们飘落到未知的陌生的人家,慢慢将自己融化。汗水和着泪水,与泥土化为一片,融在一起,艰难地开始另一番生活。

 

如此的飘零和艰辛,而对这一切,坚守和隐忍似乎成为女性最大的美德。这便正如《结发》里苏长发的女人,也许她早该夫贵妻荣,随丈夫的升迁炫耀起来,但在这几十年里,她“并没有随那个小个子胖男人的升迁一路扶摇而上,进城去住高楼坐小车吃山珍美味穿金戴银”,相反,“大伙亲眼见证了一个女人的质朴与实在”,“她还是一身土布衣裳,自己做的布鞋,这几十年中惟一变化的是身上的衣服由当初的红色换成今天的素色,而且打扮得像个上了年岁面容苍老的老女人。”始终默默生活,勤俭度日,这才是真正的美德。因而最后,当苏长发锒铛入狱的时候,他的女人准备用头发织一件毛背心送给他,由此而真正诠释“结发夫妻”的意义。同样,《掌灯猴》中那一群不断劳作的丑女人,却映照出她们“美丽的身影”。五年来,女人每天夜里都要去帮人做针线,以换几个钱来帮衬度日,为此水嫩的小媳妇儿变成了一个腰身粗壮面目粗黑手脚粗大的女人。为了这个家,她是在油灯下,在一针一线的穿梭中把自己变老变丑的。然而小说富有戏剧性的地方在于,丈夫本以为妻子是给大户人家做针线,却颓然地发现她只是给做针线的姐妹们“掌灯”,是遭同伴轻视打骂的“掌灯猴”。妻子的屈辱,她的若无其事,她五年来的隐忍,给穷汉程丰年造成的心灵创作,虽未明言,却已不言自明。小说留给人的余味极为深沉厚重。

 

如前所云,马金莲的小说往往通过描述女性屈辱的命运和隐忍的美德,来彰显艰辛中的乐观相守,进而深情礼赞传统的伦理和价值观。确实,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看,马金莲都属于过于传统的作家,基于一种朴素的民间伦理,她对乡村、土地和劳动都充满了赞誉之情。尤其是劳动,在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上,为粮食而做的一切努力被赋予了更多的美感和期望。如《掌灯猴》中女人们灯影下比赛绣鞋样、剪花、绣荷包等场景的描摹,本身就是对劳动美的一种欣赏;而在《永远的农事》和《搬迁点的女人》中,亦不乏对劳动中的男人的礼赞,皆充满了日常生活的诗意之情。

当然,作为一位过于传统的作家,马金莲小说中另一个饶有意味的命题在于,这种传统伦理遭遇现代境遇时所产生的矛盾与焦虑。基于现实生活的急速变迁,一切宗教、传统民俗和乡间伦理的价值,都面临行将瓦解的命运,因而马金莲也似乎在用自己的写作极为悲壮地唱响一曲现实世界的挽歌。正如《蝴蝶瓦片》中清真寺唤礼拜的梆子声,作为历史遗物和民间信仰体系的一部分,它如何抵挡得过现代的侵袭?“木梆子就是日子的见证岁月的见证”,然而,它早已被人弃之不顾,电喇叭就要取代木梆子了。这就像那位行将“无常”的老阿訇,“他今年九十五了,早该躺进黄土里了,可他还倔强地行走在这个世上,用一把磨得油光黑亮的拐棍到处敲出深深的印痕。他似乎怕大家把他给忘了,就用他能办到的最好的法子,给大家一遍遍加深印象。”这个小说提醒人们传统伦理在现代社会的命运问题,以及由此而来,思索商业文化对现实社会的冲击。

然而,“庄稼是存在之本”,这样的观念似乎早已不合时宜,因为商业主义的浪潮已经席卷而至,人性也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小说《庄风》指向“庄子的风气”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庄风》里的扇子湾是当今乡村社会的缩影。在此,传统的淳朴民风早已消失殆尽,赌博泛滥和信仰迷失,将之引向一个男盗女娼的“新时代”,就像作者所激愤的,“人为了挣到钱,啥出格的事都敢干,而且干得理直气壮”。而事实也是,“庄子的风气坏了,庄里的每个人都有份,每个人都有着难以逃脱的干系”,因为致力于庄风的改变,需要每个人的共同努力。

当然,庄风的改变,指向的是人性的嬗变。《舍舍》中苦命的女人“舍舍”,刚刚遭逢男人黑娃横祸毙命的厄运,她还来不及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围绕黑娃赔偿金的分配所产生的诸种问题,就已经开始逐渐蚕食乃至摧毁她的生活。通过这样的契机,黑娃的父母,舍舍的娘家等各色人等粉墨登场,围绕黑娃的赔偿金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最后那颇富荒诞意味的结果终究让人始料不及,由此也得以暗示:当淳朴的西海固遭逢传统价值伦理的失范之时,生活的残酷与人性的幽暗,便注定要一起向一个柔弱的女子袭来。最后,万念俱灰的舍舍只得选择离开故土,投身于都市的漩涡之中,她那波浪式的发型再明显不过地宣告了传统价值伦理的消亡。就这样,《舍舍》以黑娃的血肉之躯,击毁了现代文明的那看似坚固的外墙,从而揭示出乡土社会价值伦理被撕裂的疼痛。

同样是关乎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在马金莲那里,《少年》和《四月进城》这两个“乡下人进城”的小说值得注意,它们提供了扇子湾人对城市空间陌生化的感受。哈三、哈赛兄弟和庄里的一群少年到山东的工厂打工,他们对城市文明的领悟很大程度上是从城乡空间的对比开始的。在繁华的城市,少年们见识了灯红酒绿的城市景观,在光怪陆离的新奇感之后,“远在西北边上的那个小山沟沟”飘荡着的味道却令他们牵肠挂肚。小说结尾,这群扇子湾的少年离家三年后返乡过年,却痛苦地发现那个温暖的老家竟如此荒凉破败,而现代化城市所蕴含的巨大诱惑又促使他们再度离乡。

 

这些大抵就是马金莲小说的基本主题,她就是这样试图通过作品的细节,刻画日常生活中最为细微的情节,进而在这些精致的描写中,揭露人性中最为微妙的方面。她以儿童的叙事视角,不断地刻画贫困中人的生活和心理,信仰与风俗,乃至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经历的人性蜕变。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作者近年来生存环境的改变,其小说创作也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比如她最近几部作品开始在模式化的乡村小说之外,寻求自觉的城市书写。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她过去所顽强恪守的价值理念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松动与转折。小说《淡妆》虽依然留有过去小说的影子,比如丈夫李玉和的德行与她小说中一贯的男性形象相差无几,而女人的隐忍坚守,不离不弃也依然如故,但这个小说终究呈现出变化的方面,这不仅体现在故事背景的完全城市化,更体现在她开始集中展开对城市价值观的反思。小说似乎隐隐包含着一种人到中年的日常生活危机的情感,而城市体验的印迹则过于明显。小说之中,一个女人——王燕燕,和一个男人——田园,在冯笑心中激起的涟漪,至少使她对自己所恪守的那套传统价值产生了一丝怀疑,尽管随后她很快便恢复了平静,并顽强地抵抗着这种新的价值的诱惑,但相较于马金莲既往的小说,那种“踏实感”的逐渐瓦解还是极为触目的。

同样的现象也表现在另一个小说《一个人的地老天荒》里。为了生儿子,父亲苟百梁抛弃了母亲兰叶子和女儿苟小莲,从此苟小莲不得不与母亲相依为命,然而与马金莲此前小说略有不同的是女儿苟小莲对母亲再婚的态度,以及她积极展开的具体行为。在此,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似乎悄然展开,开始替代过去年代她的写作所坚持的女性姿态,由此亦可看出,女性的传统美德在马金莲笔下似乎得到了新的诠释。

总而言之,马金莲的小说虽呈现出多方面的意义,但其基本的主题还是关乎乡村和传统伦理的。她在“永远的农事”中寻求生活的温情和诗意,为此不惜牺牲小说的故事性。对于小说,她并没有别的奢求,只是希望一直写着,“用无华的语言表达着内心朴素的想法,以朴素的方式面对世界”,因而她的作品吸引人的地方往往在于她有着丰富敏锐的感觉,和对生活细致入微的体察。从农民到教师,再到小公务员,经历过诸多生活变迁的马金莲,早已将戏剧化的人生经验烙刻在她的小说之中。如她所说的,“生活没有枯竭,写作的灵感就不会枯竭”,而在这苦难的人世间,也唯有小说才是“可以慰藉心灵的一束火光”。因而无论如何,我们都该向这位年轻的回族女作家投去赞许和期待的目光。

(载《西湖》201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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